1997年，中央正式发文宣布将重庆设立为直辖市，至此，重庆开始从四川的怀抱中脱离出去，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这个提议最早是邓公在1985年提出来的，那么为什么邓公决定要将重庆单独划出来呢？

四川与重庆的渊源

其实早在先秦时期，四川与重庆就是分开的两个区域。巴蜀两地虽然语言风俗相似，但是也有着各地独立的文化传承。重庆的得名源自于南宋宋光宗为纪念自己登基，特意将自己的封地赐名重庆。而四川的称呼也是南宋时期川陕四路的演变。

南宋往后，四川与重庆就开始逐渐交融，一直到清朝末年，重庆仍然隶属于四川省管辖。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在前线战场节节败退。

淞沪会战

淞沪会战后，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内迁首都，而重庆当时最为进出西南的咽喉要道，退可以入川，凭借地形优势对日寇形成有效抵抗，进则可以顺流而下，支援前线。

于是，国民政府以及工厂、高校、医院等纷纷开始迁往陪都重庆，重庆也一跃成为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城市，这为后来重庆的发展奠定了很高的工业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西南地区逐渐得到解放。为了更快恢复西南地区的经济生产，邓小平被任命为西南局第一书记，主政川渝。四川是邓小平的故乡，他认真地对四川以及重庆做了考察。

在邓小平看来，重庆有着国民政府遗留下来的良好工业基础和相应的设施，他的发展绝不会滞后于四川。于是在一五计划期间，重庆和四川的生产任务也被单独罗列了出来。

截止到1957年，一五计划完工，各项经济数据都证明邓公当年的看法非常准确。土地面积只有四川六分之一的重庆，当年的工业生产总值已经是四川的三分之一。

重庆用优异的成绩证明了自身这座城市的发展潜力，鉴于重庆在一五计划中的突出表现，中央随后又对重庆追加了巨额的投资，中央此次的支持也让重庆成功成为了西南诸多城市中的领头羊。

20世纪80年代，为了加快我国了经济发展步伐，三峡大坝工程被正式提出。然而关于修建三峡大坝的利弊，当时的舆论一直没有停止。有人认为修建大坝，会破坏局部地区的生态环境，甚至会对长江下雨带来严重的自然灾害，而且移民问题对于安土重迁的国人而言，势必会面临强大的阻力。

同时，支持的一方则认为重庆丰富的水力资源，如果能够加以运用，不仅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应，而且还能对下游的水量进行人工控制，能够有效减少长江沿岸的水涝灾害。

邓小平认真地听取了社会各方面的意见，至于到底修不修水库，他的内心也疑虑不定。为此，邓小平决定在1980年7月份，亲自实地考察三峡地区的具体情况。

1980年7月11日，邓小平携中央水利局以及重庆地方的水利部门领导亲自考察三峡。在三峡的考察船上，邓小平看着两岸巍峨的高山以及湍急的水流，也深刻地认识到了三峡水力资源的可开发性。

对于修建三峡大坝，邓小平内心是认可的，但是作为领导人，他必须全面地考虑问题。为此，他询问了长江水利委员会的高级工程师魏廷铮，三峡大坝修建后，是否会对三峡的渔业资源以及长江下游的农作物生产产生什么不利的影响。

魏廷铮是三峡大坝筹建的早期成员，早在50年代就担任了三峡工程设计领导小组组长，后来负责了葛洲坝工程的施工以及监管工作。他向邓公回答道：长江每年的泄洪量在4510亿立方米，水库的库容量不过300多亿立方米，而且江水和水库的水也会不断交换，并不会对下整体的渔业以及下游的农作物生产造成太大的影响。

听了魏廷铮的回答后，邓小平依然没有立下决心开始动工。从重庆顺流而下抵达武汉后，邓小平立即召集了全国各地的水利专家以及社会人士在武汉召开了关于三峡工程的研讨会。

在会议上，邓小平特别强调了三峡地区的水利资源丰富，如果能够有效控制，不仅能够用来发电，而且对于延长长江航线，促进长江沿岸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希望相关部门的同志，一定要尽快确定三峡工程的可实施性。

没过多久，中央最终敲定了三峡工程的实施细节，然而这个时候又一个问题摆在了邓小平面前。

从三峡特区到川渝分离

这个让邓小平头疼的问题便是三峡移民，根据三峡工程小组出具的图纸，三峡大坝的修建需要处理的移民高达120多万，这并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

这其中不仅仅涉及到经济赔偿，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伦理风俗问题。自己祖祖辈辈居住的地方，没有人愿意轻易搬迁，这就意味着需要做大量的社会工作。

为此，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专门在开展筹备三峡工程的报告中指出，要由国务院牵头建立一个三峡特区，专门负责处理三峡工程的移民问题，凡是因三峡大坝修建而产生的移民，均归属三峡特区，由中央直接管理负责。

后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有人提出三峡特区的叫法容易和当时设立的沿海城市的特区搞混淆，毕竟这两者的性质完全不一样。有人此时提出，直接以三峡行政区命名，这个提案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不过为了契合《宪法》，三峡行政区后又改名为三峡省，这也是重庆直辖市的前身。

1985年，邓小平出席了广东大亚湾核电站的合同签字仪式。仪式结束后，李鹏总理专门向邓小平讲解了关于三峡工程的进度汇报，也正是在这次谈话过程中，邓小平提出，把四川省一分为二。

邓公向李鹏谈到：可以考虑把四川分为两个省嘛，一个以重庆为中心城市，一个以成都为中心城市。

邓小平之所以提出这个想法，也是基于重庆面临的现实。一方面，三峡大坝的移民必须有更为妥帖的安置方式，另一方面，四川省的面积和人口都非常大，川渝分离能够减轻四川的发展负担。

当时的四川省共有57万平方公里，下辖区县更是达到了221个，是当时我国管辖区县最多的省份。

如果把三峡移民以及三峡工程一股脑的交到四川省政府手中，四川省政府面临的压力也会空前加大，因此这样的情况下，把重庆单独划出来，凭借重庆自身的工业底子以及三峡工程的扶持，重庆的发展一定会再往前迈一个步子。

此外，邓小平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构想，还和当时重庆并入四川后，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一落千丈的现实有关。要知道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庆的发展一度遥遥领先于四川。

然而随着成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建设，地方财政建设发展逐渐倾斜，重庆作为一个医疗、教育资源完善的城市却没有继续发挥出应有的活力，反而陷入了经济发展滞后的困境之中。为此，重庆的脱离发展势在必行。

三峡工程促成的重庆直辖市

尽管邓小平早在1985年就提出了川渝分离的设想，然而具体的落实却仍需要继续考察研究。尤其是重庆直辖市的设立是基于重庆自身发展以及促进移民稳定两个目的，更应该慎之又慎。

1993年8月，四川省政府为了加快三峡区域的经济发展，特别设立四川三峡经济联合发展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设立为更好处理三峡移民以及促进三峡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两年以后，李鹏和时任四川省省长肖秧再次磋商成立重庆市的问题，指出由重庆重点带动三峡区域发展，四川省则着力与成都区域的经济发展。

1997年3月14日，中央政府正式发文《关于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三个月后，重庆直辖市挂牌揭幕，重庆市由此开始走向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在重庆直辖市的管理下，三峡库区三分之二的移民任务被直辖市层层推进，妥善解决。而重庆市也依托三峡工程和改革开放政策，实现了经济方面质的飞跃。

重庆市成立的第一年，GDP生产总值只有499亿元，然而截止到2020年，重庆市的GDP生产总值已经跃升到了2.5万亿元，位居全国第16位。

经济的迅猛发展只是重庆腾飞的一个片面，如今的重庆已经成为了西部城市中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佼佼者。而随着2009年三峡大坝的竣工，重庆沿线的航运经济也被点亮。

重庆宛然成为了中国西部城市中最为璀璨的明珠。

如今回过头来，再看邓小平当年的川渝分离的创举，不得不佩服邓公超前的见识与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