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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俗话道:衣食住行,人之首事。
衣、食、住、行四个方面构成了现代生活,古人也是如此——不过可能顺序得换换,住才是第一位的大事情。
在古代,居住的房屋和地方都是有讲的,这种对于居住之地的讲究可不仅仅是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更是思想品德的一种具象化。
这种对于居住环境的追求和文人对于隐居归田的向往一样,贯穿了整部古代文学史,也在各个历史的角落形成了精神需求大于生活需求,独特而有趣的居住观。
不止身栖处,更为心归所——浅谈古代文人居住观
古人的住所大多遵从自己对于生活的向往,弱化了物质利益的干扰,只为寻得身心的栖居地,这种苗头可以从春秋时期开始说起。
《诗经》描写的主人公是卫庄公,一章写楚丘营建宫室,二章写他卜筑楚丘的过程,三章称颂了卫庄公的功绩。
在卫庄公的建设下,卫国国力愈发强盛,因而百姓作此诗来歌颂他,这首诗能体现古人居住观中的一个典型,即将人的品性具象化。
《定之方中》表达的中心思想是夸赞卫庄公匪直也人,秉心塞渊:他正直为百姓,他心地诚善谋虑远。
而前面的一切都是为此作铺垫,这样我们就可以得知,春秋时期的人们就已经将住所与人的品性相联系起来了。
但这明显只是初见端倪,屋舍的重要性并不那么重要,更多只是作为一个夸赞人品性时的附庸,增添可信性。
再来看儒家对于居住观的一些表述,《论语》里常有孔子和其弟子对于生活环境的看法,孔子提到自己的得意门生颜回是,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对其淡泊自守,安贫乐道的行为十分赞赏。
这时的古人便开始认为居住环境也体现着自己的思想品性,也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安居陋室,可以体现其品性高洁,是一种将理想君子的人格形象化的行为。
顺着时间的脉络,到达东晋,大诗人陶渊明也畅谈了自己对于住所的向往,陶翁说自己不愿和世俗同流,更加钟爱自由的山野。
他认为最佳的居住环境能让人心情舒适、闲然自得,又能修身养性的生活环境。
至于住所只需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
对居住条件的要求只要一张可以睡下的床,室内外干净的就可以。
而哪怕不是自己所期望的归隐南山,在闹市中也能做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至于原因便是自己能做到心远地自偏。
内心的淡泊宁静才是可以将外物的干扰抛之脑后的关键。
而陶渊明也不是真的就独居世外桃源,不与人交流了,既然是文人,自是少不了探讨学问交往颇深的朋友。
哪怕没有朋友在旁,和邻居也能谈笑风生,他搬到南村住便是为了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人文环境。
邻里好友间时常往来,好文章和有困惑的地方都可以探讨,至于他的邻居,也多是类似于曾任扬州刺史的殷景仁一类的文人雅士。
陶翁的隐居思想是为后世文人所世代推崇的,他的居住观也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各代文人的最终追求:远离城镇,在山脚下建造一个不必大,只需遮风挡雨的木屋。
屋外有一方闲田,一湾清泉;屋内陈设简单,只一张书桌,一床榻,两三知己,与邻为友,这样的居所是古代文人所认为最能体现自己的淡泊名利,乐观洒脱的
从上面关于陶渊明的故事就可以注意到,所谓陋室都是挑剔的文人们对于起居条件的评价。
那确实是设施不多也不精良,但他们也不在意,能有个遮风挡雨能睡觉的地儿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生存环境,那可就有讲究了!有山有水是最低的标配,山得是青山,水得是绿水,最好还有鲜花松竹,深山鸟鸣。
唐朝大诗人王维作为山水诗派的高峰,光从这些流传千年的诗句能感受到他对于居住环境的向往: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他也曾道,一瓢颜回陋巷,五柳先生对门,生活在与颜回一样简陋的环境中,对门也是和自己有相同志趣的陶渊明。
王维退隐田居后与人交往也是不一般的,优娄比丘经论学,伛偻丈人乡里贤。披衣倒屣且相见,相欢语笑衡门前。
还能和隐居在此的老人和僧人互相探讨经学,在柴门前开怀畅谈,他的生活是如此寄情山水,恬淡自适,令人慕羡。
先来看与王维同期的诗人刘禹锡,他所作《陋室铭》是最能体现古代文人居住观的作品,这篇骈文写于刘禹锡被贬之际,家宅由于知县刁难只余斗室。
之所以称之为典型,是因为这篇短文恰好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居住观:居住条件、居住的自然环境、以及居住的人文环境。
当然,也少不了文人的自身修养:调素琴,阅金经。最后再高调宣扬,我的陋室可与诸葛孔明的草庐、扬子云的亭子一般,有什么陋的呢?这样的傲气斐然,当真是流传千年,今人仍为其气节赞扬。
到了宋朝,我们热衷美食的大家苏轼也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要让这样一个研制出东坡肉、东坡鱼、东坡肘子的美食家说出这样的话,居有竹是有多么重要!这里的竹也并非简单地说在屋旁种有竹林便可以,人的心灵中也得种有竹子。
人若是无松竹之节,无雅尚之好,就当真是俗不可耐了,而苏轼作为千年难得的大才子,绝不会让自己沦入凡俗。
食无肉也是他对于起居条件的不屑了。
不过这样安贫乐道、闲适自如的居住观,还有另一种务实的表述。
明代著名造园家计成在《圆冶》卷一第五节中写到:固做千年事,宁知百岁人,足矣乐闲,悠然护宅。
居住环境不必非要做到可以传承千年那样遥不可及的事情,只要与自己生活的年岁相匹配,自己可以悠然地住在住宅里就可以。
这种思想与千古以来的文人想法是不谋而合的,都是不介意住宅的规模,是否华贵,只要它可以让自己安适地待着,就不失为一个良好的住所。
毋庸置疑的是,文人眼中的住宅不仅是简单的起居之地,更是心灵寄托的另一种意义上的故乡。它可以不完美,可以不豪华,甚至房檐漏水,台阶生藓,床榻冰凉,但这无论如何都是他的家,是他生活的地方。
倘若房屋略有瑕疵,便可用自己的品性去修补他。
或许这些文人无法决定自己的身世地位,皇权之下一身傲骨难有高堂广居,香烛软榻。
但他们也不会对此抱怨不平,郁结难安,反而顺势自然,借陋居展情操,可谓乐观洒脱。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居住观形成的原因
谈完了古代文人们的居住观,想必各位也开始好奇这些文人怎么就放着富贵庭院不要,偏去深山吃那个吃不饱睡不暖的苦呢?难道就非得过得差,才能体现出自己的高洁吗?
这就不得不谈谈古代的文人都过得怎么样了。
著名的文人们,例如李白、杜甫、刘禹锡、苏轼……虽有远大的抱负,才华横溢。
但因着他们几乎都是进士科举过来的,受了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对于规矩很有自己的见解,也很是追求高尚的情操,便免不了性格耿直,刚正不阿。
周敦颐的《爱莲说》就很好地表达了这些文化水平极高的文人不屑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心气: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于是这些高傲的文人哪怕面对着天子也不肯低头,常常直言上谏,显得相当不近人情。
能在官场混得风生水起的哪一个不是圆滑世故的人精?
因此这些文人虽心怀百姓热爱祖国,仕途却少有一帆风顺,大多都是坎坷跌宕,多次遭遇贬谪,居无定所,最终只能黯然居于山乡僻野。
好在这群文人挺会自我调节,虽然住得差,但是不代表我人差嘛!
这屋子虽破,但是也不用和那群八百个心眼儿的人打太极了,还是挺不错的。
况且有吃有喝,种地还说明劳动最光荣!一天到晚哀怨怀才不遇总不是个事儿,还是豁达乐观才能活得快活些。
于是这些个大诗人大词人,反而贬谪后开始对居住环境愈发满意起来。
往日在朝堂之上,有丝竹乱耳,案牍劳形,无暇顾及身边的人或物。
突然得了闲,那就是门口的花花草草都变得可爱起来,再养只狸奴黄耳什么的,这日子可比以前在京城时过得潇洒多了,当真是千金不换。
再看看,这些个屋子,虽不是什么草堂就是什么茅屋,听起来不如紫禁城啊之类的辉煌大气,但这草堂前的名字,不是杜甫就是陆游的,岂不是屋凭人贵,今人谁不得去拜见?
放在当时今日,又有多少人能做到这样的心性呢?
所以并不是他们想要去吃苦,而是选择了既来之则安之。
改变不了现状,我还不能转换下思维吗?日子还得过下去,陋室是陋了点儿,我人可不陋,在这些文人闪烁的思想照耀之下,各个陋室都摇身一变,成了后世扬名的文人故居。
身有所归,心有所向。
聊了这么多关于古人的故事,我们的目光仍旧要放在今天,就居住观而言,今人和古人显然已经是两个极端了。
今人大多走进了高楼耸立的城市,古人则偏爱于山清水秀的乡野,也没有对错之分,无非是个人的选择与差异,其中滋味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居住在怎样的地方并不重要,内心的修养才是决定这是否为真正的陋室的关键,倘若住于别墅,却内心空虚,这也不见得是多么好的事情,倒也不是说安于贫困就有多么伟大了。
不过是觉得,在为生活奔波、为更好的未来努力的同时,能不忘抬头看看照明夜路的月亮,低头寻找秋日的落叶,那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
无论是在村头草屋,还是独栋洋房,亦或是方寸之间的公寓楼。
平凡的日子很多,乐观豁达的心态也许能让我们发现生活另一面的闪光点——正如古代的他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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