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怎么死的为什么(李斯何时望南归)

《古籍之为文物》，李开升著

中华书局2019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为李开升先生所赠，标准32开，前面有几十页彩色图版，后面为文字，上篇谈藏书，下篇谈版本，外篇则是两篇与书有关的研究文章。尽管书中的一些文章此前已经拜读过，而今再次读之，仍感到有新的收获。书前夹有一张小卡片，应当是李先生所作《明嘉靖刻本研究》一书中所配书签，上面写明总两百枚之第○三四号，我将此编号多情的理解为李先生祝我一生一世都有书玩。当然，以我对李先生的了解，他那张严肃的面孔后面应该不会费心思搞这种无聊的数字游戏。但是，书签上的那只小猫却让我惦念，它是当今天一阁有名的守护神，去年我在天一阁开会时，看到周慧惠女史愁眉不展，我小心地问她有何不开心，周老师说，典文不见了，话音未落泪已先掉下来，这让我惶恐不已，在当晚周老师又告诉我，典文找到了，这才让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如今看见书签上印着阁猫范典文的字样，方知它姓范。

李开升在自序中直接亮明了他的观点：古籍是文物，有文物则有收藏。这句话我最爱听，总算有位专研此道的学者能够替藏书家说句话。李先生分析了古籍文物属性被忽视的几大原因，首先是在人们观念中书籍最重要的功能是阅读。藏书这些年，圈外人问到我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藏这么多书你都读了吗？我一向的回答是：都没读过。然后看着别人诧异的眼神，心中顿时升起恶作剧的快乐。但李先生不像我这样以毒攻毒，他会认真地分析人们何以要这样想。而他讲出的第二个原因，则是图书馆在管理体制上的归属问题，博物馆归文物系统，图书馆归文化部门，正因为这个原因，造成了大多数人意识不到古籍也是文物的问题。此外，从学术角度来说，公共图书馆对于学界乃是辅助性的服务机构，因此很少将其纳入学术研究范畴。

李开升的这些总结，道出了今日古籍善本的处境。本书中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古籍之为文物》，副标题则为《明代出现的新型藏书家》，这篇文章从黄跋的重要文物性讲起，李先生注意到黄丕烈在跋语中提到次数较多的藏书家乃是毛晋、钱曾、季振宜等人，几乎没有提到范钦和天一阁。李开升说，这就是源于范钦和黄丕烈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藏书家，前者更重视书籍的文本内容，后者更注重书籍的实物形态，这也正是今人所说的文物性。

从文本内容而言，人们读书主要在意的就是内容本身，至于到内容的呈现，是石头、竹简，或者纸卷等，甚至当今的电子屏幕，似乎没什么区别，为此李先生在文中谈到了被书界常提的洪氏藏书家五等。洪亮吉在《北江诗话》中把藏书家分为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赏鉴家和掠贩家，自此之后人们在谈到藏书家分类时，基本上以此为标准，只是偶尔会合并一下同类项，比如将五等分为三类或者两类，但少有人质疑洪亮吉这个分法到底对不对。对于洪亮吉的话，李开升首先从另一个高度来看待中国学者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学术都不重视逻辑学和系统性，而后他提到，考订家和校雠家与藏书家并无直接关系，他甚至认为，考订家中举出的钱大昕和戴震能否成为藏书家还是个问题。

李开升在文中提到，收藏家比藏书家范围还要大，其实时到今日，情况也是如此，藏书家基本只藏书，而收藏家可以涉及任何一个门类的收藏。洪亮吉所说的掠贩家专指书商，书商从事古书的经营，似乎也与收藏关系不大，洪氏将其列为五等之末，可见他对商人的轻视。对此，李开升的看法是：

洪氏对宋本、元本等善本书的买卖似乎抱有很深的偏见，故将买者和卖者分别列在第四等和第五等，给予极其苛刻的评语。这说明他不懂实物版本，不关注书籍的实物形态，对书籍的文物性缺少切实体验，无法全面理解宋元本的价值。

关于何时形成了书籍的文物性，李开升认为，雕版印刷出现之前，书籍的复制只能通过抄写，藏书比较困难，大多数藏书家注重的都是文本内容，少有人关注其文物性，而《隋书·经籍志》中有存为古本一句，李开升认为，这句话说明那时书籍已经具有了文物意义，而后他重点分析了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的所言，在逃难阶段，李清照带着家中文物南下，因为携带不便，她陆续处理不重要的藏品，她处理的次序是：书之重大印本者画之多幅者古器之无款识者书之监本者 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

从这个次序可见，李清照首先处理的是书籍中的大部头，李开升认为：在书籍、字画、器物各类收藏中，书籍是价值最低者，故先弃之。但李先生也注意到，监本书的舍弃是在某些画作和无款器物之后，这说明监本书的价值大于前两者。当然这个绪论也有或他性，因为北宋国子监刻本多为正经正史，是很多学者的必备书，从这个角度来说，李清照可能看重的是监本书的文本价值，不一定是其中的文物价值。

但是到了建炎三年洪州之变，李清照的抛剩之物就成了：独余少轻小卷轴书帖，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三代鼎鼐十数事，南唐写本书数箧。李开升分析说，前面点明的那些诗集和书名，有可能是李清照常读之书，对于这些她看重的可能是文本内容，但是最后一项的南唐写本，既然点出的是时代和传写形式，注重的应该就是文物性了。当年赵明诚、李清照收藏量极大，大部分藏品因战乱而舍弃，到最后保留下的这么一点东西中，还有数箧南唐写本书，这很有可能是他们藏品中文物价值较高者。这也就说明了，那时的藏书已经注重文物性。

接下来李先生讲述了从南宋到明代之间藏书观念的变化，比如赵孟頫收藏的《汉书》和《六臣注文选》，入明后王世贞以一处庄园换此书，随着时代的后延，到明代前期，宋版书流传量已经很少，其文物价值得以凸显。到了明代中期，很多藏书家更为关注书籍的文物性，书中举出了文征明和沈周的案列，以及无锡巨商华夏的收藏，同时还谈到了明嘉靖四十一年，严嵩被籍没，他的抄家清单被整理成为《天水冰山录》一书，里面著录了大量收藏品，其中书籍一项就有宋版书四十部，元版书十二部等，而抄家清单将这些书与金银器、字画相并列，这同样说明，人们已经关注古书的文物性。

同样，书籍的文物性和文本性也会随着时代的推延而有所转变。李先生以他所供职的范氏天一阁为例，讲到了范钦当年的藏书大多是社会上流通的普通书籍，在当时不具有文物性，但是这些书保留了近500年后，到如今无一不是文物，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成为世间孤本，其文物价值甚至在一些普通宋版之上。通过读李先生的这部新作，让我对一些问题又有了进一步的理性认识，而这正是该书惠我以实的地方。

《古文旧书考》，（日）岛田翰撰，杜泽逊、王晓娟点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为杜泽逊先生所赠，乃是《日藏中国古籍书志》三种之一，繁体竖排平装32开，书前有两位点校者的整理说明，简单叙述了岛田翰的生平，在谈到作者撰写该书的动机时，引用了岛田翰在《旧刊本考序》中的所言，点校者指出：在岛田翰看来，日本收藏的六朝隋唐写本，或者从六朝隋唐写本传抄、传刻、校勘的本子，可以保存古本面目，是最为宝贵的。正是出于这种理念，岛田翰认为，宋元本要比这些早期本等而下之，可见其眼界之高。

对于岛田翰这个人，我始终爱恨有加，不仅仅是因为他穿针引线让日本巨商买走了皕宋楼旧藏，这个恨也饱含着难以理解的惋惜。

岛田翰在日本也是位有争议的人物，刘玉才在《岛田翰其人其事》中谈到一些日本学者对岛田翰的目录版本学成就给予很高的赞誉，同时又讨厌他好为虚言及其人品低下，池上浩山人为岛田翰所作的传记名为《书鬼传》，高野静子也写过《鬼才书志学者岛田翰小传》，都以鬼字来形容他，想来有可能是借用了李贺的诗鬼之称，两人都是高才而命短。

但是李贺在人品方面未见后人指摘，岛田翰则不同，他的父亲岛田篁村是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汉学家，其母是著名儒学家盐谷宕阴的孙女，岛田翰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汉学功底自不待言，更何况岛田篁村藏有大量善本，这使得他在鉴定版本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

钱婉约在《岛田翰生平学术述论》中称他为汉学神童，其中学毕业时，汉文、汉学成绩优异，英语、数学等科目却不理想，故而无法考入东京大学预科，进入了当时的高等商业学校附属清语本科。转年其父去世了，依据其父遗命，他跟随竹添进一郎学习，从外语学校毕业后，就成为了竹添的私人助手。

三年之后，也就是光绪二十九年，岛田翰第一次访问中国，前往江浙等地拜访了中国学者，两年之后，又经人介绍拜访了俞樾。在此前，俞樾已经收到岛田翰寄赠的《古文旧书考》，当时俞樾为之题赠了真读书人四个字，而杜泽逊等点校的该书中，就附有这件书法作品的照片，同时书前还有俞樾为岛田翰这部专著所写的序言。俞樾在序中夸赞了岛田翰读书之广，眼界之高，并且说，真读书人一词原本是曾国藩夸赞俞樾的语，而今请移此字为先生赠，可见他对岛田翰是何等之看重。在当时，俞樾已85岁，岛田翰年方27岁，能给予如此高的夸赞，足以说明岛田翰的才学，而文史之功主要是靠长期积累，岛田翰如此年轻就达到了这样的成就，足以令人惊叹。

本书前还有黄绍箕所写跋语，跋中对于本书的价值有着许多夸赞，例如：又每校一书，参考诸本，旁及他籍，于我中土校勘家之旧说，订讹补逸，符验灼然，使乾嘉诸老见之，当有入室操戈之叹。

巧合的是，寒斋藏有一部岛田翰所藏的旧钞本《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传家集》，此本内也有黄绍箕的跋语，另外还有董康等人及岛田翰本人的题记，同时书前钤有岛田篁村的藏书印，可见该书乃是岛田翰之父的旧藏本，翰本人喜爱此书，特意拿出来请几位中国的目录版本学家欣赏并题跋。光绪三十二年，董康、黄绍箕、沈增植等相继到日本考察，岛田翰带着他们去参观一些日本的藏书之所，正是这一年，他出示此本请这些名家欣赏。

既然是岛田父子递藏之物，何以散出为我所得呢？这件事也应当跟岛田翰有着直接关系。篁村去世不久，岛田翰就将其父藏书中的一部分卖给了德富苏峰，岛田翰的长兄岛田钓一为防止父亲藏书进一步失散，将剩余的部分寄存在了南葵文库。从时间上看，篁村去世后，这部《传家集》在岛田翰手中又放了几年，才流散出去。

《古文旧书考》的出版得到了苏峰的支持，此书首次印出后，苏峰留下150部分赠东京大学等重要图书馆，中国学者杨守敬、李盛铎、张之洞等人也分别得到了赠书，德富苏峰曾撰文高度夸赞岛田翰的成就：他在校勘学上的成就，在现代日本，即使不是唯一，也是第一，这绝不溢美。瞿冕良在《中国古籍牌刻辞典》中谈到《古文旧书考》中的《书册装潢考》和《雕版源流考》章节时说，实为中国书史的开创之作，其问世比我国叶德辉《书林清话》早16年。

但是，这位天才式的人物却有偷书之癖，早在他23岁时，就因为偷窃了足利学校的珍本书《论语》而被起诉，他的老师竹添进一郎写信给当时的司法大臣清浦奎吾，在说情信中详细叙述了岛田翰的才能，同时也批评岛田翰脾气暴躁，态度倨傲，而该信的谈论重点是：希望籍您之权职，在不紊乱官纪的前提下，为罕见之读书种子，倾注一点怜爱之情。对于岛田翰所犯之罪，竹添进一郎在信中给出的解释是：实出于疏阔世故、自命不凡二途。

真佩服竹添进一郎的文字驾驭能力，经过他的一番解释，岛田翰偷书乃是出于不懂人情世故，但他的说辞也确实管用，岛田翰并没有为此而入狱。也许是因为老师的保护，使得他再接再厉，后来又从称名寺主持那里私下买到国宝《文选集注》，后来又把此书的一部分卖给了一位中国人，这位中国人继而在日本市场出售该书，为此而事发。令人诧异的是，岛田翰以这种手段取得之书，竟然还盖上了自己的藏书章，并且在上面写下跋语，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确不谙偷盗行规。正是为此事，岛田翰得到了法院传令，他闻讯后在家中开枪自杀，终年36岁。

岛田翰到底爱不爱书呢？如果他真爱书，那么可以用孔乙己的窃书不算偷来解释，但他又为什么在父亲去世的转年，就将家中的藏本卖掉呢？人心太复杂了，不知如何解释他的所为。然而这一点也不影响该书的价值，虽然他的论点不无商榷之处，但他在中国书志学上的开创之功，足以令人敬仰。在疫情期间，我从书堆中翻出两部杜泽逊先生所赠之书，杜门避疫，翻阅此本，让我发出无限的感慨，忍不住想跟岛田翰说一句：卿本佳人，奈何作贼。

《秋山集：故纸谈往录》，李军著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0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分为三编：艺林一瞥、斯人俱往和书海浮桴，分别是谈书画家、艺术家及藏书家的故事，所谈人物大多与苏州有关，作者李军先生供职于苏州博物馆，这些文章是他近些年研究成果的结集。

本集中《黄、顾不曾拳脚相加》一篇配有翁雒所绘的黄丕烈小像，乃是我第一次见到。我一向敬佩荛圃先生的开创之功，他的绘像此前我仅见过两幅线描图，李军书中所用此像颇为难得，另外书中还有郑文焯三十岁小像、汪孟舒抚琴照等等，都很难得，可见李军先生在深入研究的同时，还广泛收集相关的图像资料，使得该书令人眼前一亮。

关于黄丕烈一篇，李军先从陈巨来的《安持人物琐记》谈起，他称这部书风靡一时，但又不无过度修饰处，而后从陈巨来谈到了陈的岳父况周颐，况所著《眉庐丛话》中记有一则掌故，所谈乃是荛圃与顾千里之间的密切关系，况称二人是同里，同嗜，又有相同的学术研究方向，可谓交谊甚深，两人相遇于观前街，坐谈良久：俄谈及某书某字应如何勘定之处，意见不合，始而辩驳，继而诟詈，终竟用武，经肆主人侯姓极力劝解乃已。

故事讲得很生动，两人虽是密友，但一言不合就拳脚相加，书店主人见状只好极力劝解，接着况周颐就谈到书店主人侯念椿的情况。况周颐称，这个故事是侯亲口向他讲述的，对此李军经过一番考证，认为侯氏不可能见到顾、黄二人当面打架。李军又谈到了他见到的一批《清末名人书札墨迹》，这些墨迹黏贴在三册旧书上，其中一册的内容乃是《侯母陆太夫人讣闻》，而李军正是通过书中所载，经过一系列推论，最终得出了顾、黄二人拳脚相加的动人故事纯属子虚乌有，这也正是李军先生撰文的特色：通过发掘新的史料，来印证传世文献的不可靠。

《表兄汪孟舒》一篇也是通过这样的考证，来讲述一段不为人留意的历史。李军在文中谈到，某年他陪中华书局的俞国林先生前往市档案馆，去查看顾笃璜先生捐赠的那批过云楼藏札，得以看到古琴家汪孟舒写给顾公硕的一封信，信中提及：兄曩日检得乡辈先哲诗词著作数种，拟邮赠郡馆保之，作一归宿，较卖废纸为得，并无奇书精刻。

由此可知，1956年左右，汪孟舒将其藏在苏州王洗马巷家中的线装书全部转售给苏州文管会，同时将北京家中所藏乡贤著作寄赠给苏州图书馆。寒斋藏有汪孟舒通批的《琴学丛书》，应当是从汪在北京的家中流散出来者。李军在文中谈到张伯驹夫妇曾拜汪孟舒为师，夫妇二人一个向汪学琴，一个向汪学画，可见汪是何等的多才多艺。文中又提及有人把汪孟舒称为汪精卫的兄长，这是无稽之谈，而后李军梳理出了汪的生平：汪孟舒的高祖汪楏娶潘世恩之女，而后生四个儿子，其中三子汪之昌就是汪孟舒的祖父，而坊间传说潘素乃潘世恩的后人，这样说来汪孟舒应当是潘素的表兄。

巧合的是，《秋山集》中有两篇文章谈到了岛田翰，李军主要谈论的是岛田翰骗取过云楼藏书的故事，文中谈到岛田翰从过云楼骗走了元刻本《古今杂剧三十种》、明嘉靖刻本《杂剧十段锦》和宋刻本《圣宋文选》。民国元年，岛田翰从过云楼借走这三部书，前往上海拜访张元济时自称是从顾家购买到的，将该书带回日本后又交给文求堂出售。当时罗振玉恰好在日本，在文求堂购到《古今杂剧三十种》，而王国维那时正在研究宋元戏曲，故对该书十分看重。民国三年，日本帝国大学向罗振玉借得此本，请陶子麟覆刻印行，题为《覆元椠古今杂剧三十种》，而原本由罗振玉携回国内，经郑振铎递藏，现藏国家图书馆。

关于《杂剧十段锦》，李军在文中梳理了该书的递藏，后来是由董康从日本购回，经过袁克文、周叔弢递藏，最后归了国图。民国元年时，董康曾托日本小林忠治郎以珂罗版影印的方式复制此书，此影印本前有署名课华词隐所撰序言，李军怀疑课华词隐就是董康。寒斋所藏的旧钞本《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传家集》上有董康题记，所钤之章就是课华盦，以此可证李军的猜测无误。

李军在过云楼藏札中看到了山本竟山写给顾鹤逸的一个信封，后来又看到了《鹤庐藏书志残稿》一包，发现此稿中著录的《古今杂剧》卷头批有此书为日本书贾刀田翰赚去，刀田翰显然就是岛田翰，顾家将其定义为书贾，可见对此人的贬斥。李军又从残稿中意外发现一通残札，此札没有上下款，但他通过与那个信封的字迹比对，认为写信者应该是山本竟山。此札内容为：

岛田之件，再三往访，不遂见托。长尾雨山虽经督促，而家无儋石，莫可如何。嗣又以旧恶发觉，捉将官里去，彼自愧，缢死东京狱中，不周之处，尚祈曲宥。

以此可知，岛田翰从过云楼借走这三部书后，一去不复返，顾鹤逸暗中拜托日本朋友找岛田翰找书，其中也托到了山本竟山，山本又请长尾甲向岛田翰索要，但同样没结果，只是山本在札中谈到，岛田翰偷书之事案发，觉得惭愧，于是在东京监狱里上吊自杀了。这种说法与钱婉约在《岛田翰生平学术论述》中所谈不同，因为钱文谈到岛田翰是在横滨家中饮弹自尽，而他究竟是怎么死的，李军倾向于上吊而亡。

岛田翰去世不久后，山本竟山写信告知苏州顾鹤逸，可能是未能帮助要回善本，令到山本有歉意，故几年之后，他赠给顾鹤逸一册崇宁藏零本《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但是《秋山集》中所附书影不是该经的卷首，通过李军的描绘，得知此经乃日本三圣寺藏书。这些年来，我所见到的崇宁藏零本基本都有三圣寺的圆形朱记，同时还钤有读杜草堂和天下无双两方藏印，因为这些零本均是出自日本藏书家寺田望南，想来这一册也应当有这两方藏印。顾鹤逸得到这册崇宁藏后颇为喜爱，在经前扉页上画了一幅净瓶杨枝图，李军在文中写道：七年之后，顾鹤逸在苏州去世，遗命以僧服入殓。亦可证明顾对该经之喜爱。李军还查得顾公硕将这册经捐赠给苏南区文物管委会的回执，该回执写得颇具文气，可见1952年的文管会中还是有读书人的：

敬启者，近承惠赠宋本佛经壹册，业经照收。缥囊湘帙，允珍二酉之藏；片羽吉金，胥拜百朋之锡。高明可佩，厚谊难忘。除登记入库，为人民永宝外，并将台衔编列存目，用垂久远，特函申谢即希察照为荷。

《经籍访古志》，（日）澁江全善、森立之等撰　　杜泽逊、班龙门点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亦杜泽逊先生所赠，他整理文献之勤一向令我叹服。

本书的整理说明首先介绍此书记录了日本19世纪中期各私家收藏及官藏的汉藉善本，是较早的有重要影响的日本善本书志，该书最早的印本是光绪十一年徐承祖日本聚珍排印本，并且说贾贵荣所辑的《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就是据该本影印。

这段提示语让我怀念起贾贵荣老师，贾老师原任国图出版社总编辑，有段时间策划了一部大的专题，特意请国图古籍馆馆长陈红彦和我到他们的会议室商谈细节，当她讲到整个计划的细节时，语气颇为激动，我也受到感染，当场答应会放下手头的活儿，把这个项目做出来。但未成想，此后不久贾老师就因病入院了，之后两年听闻她病情有所好转，近一年来时常看她发朋友圈，然而在我写此文前的几天，却听闻到恶迅，而今在整理说明中读到她的名字，顿时让我心下黯然。

整理说明接着探讨了该书的作者问题，提及该书的编纂要追溯到狩谷望之和小岛尚质，本书中还有小岛尚质的第三子小岛尚真的跋语。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与本书有关的七八位日本人竟然全是医家，比如该书的编纂者澁江全善自幼随父学习医学，撰有《灵枢讲义》等。森立之也是医学世家出身，同时又是澁江全善和狞谷望之的弟子，曾任江户医学馆讲师，是日本江户后期杰出的医学家，同时他又研究文献学和考据学，故杜泽逊称其为明治维新后成为医学考证派第一人。

小岛尚质则是江户时代末期幕府医官，小岛尚真也精通医籍。我特意拈出此父子二人，乃是因小岛尚质曾整理出版《医心方》，而他的整理校勘底本现藏寒斋，如今读到此父子的名字，让我有种奇异的舒适感。他当年整理的《医心方》在日本多次出版，当时我一同得到者，还有日本一百年前出版的排印本。一帮医学专家来编辑这本中国古籍善本书志，这真是有趣的一件事，《经籍访古志》六卷后还附有一卷补遗，补遗部分收录的全部都是中文医学著作，想来这才是他们的当行。

但是按照杜泽逊老师的研究，前面六卷著录的典籍中有很多重要著述，他举出了多个案列，比如唐仲友刻的《荀子》，整理说明中称，较早将此书与朱熹弹劾唐仲友案联系起来的，应该是狩谷望之，正是他的揭示，使得很多目录版本学家都在探讨这个故事。有时候真难说清楚，是书传人，还是人传书，但将历史重要文献整理出来，确实是普及版本文化的重要手段，而这也正是杜泽逊先生近些年全身心进行的一件功德事。

《新出明代文人印章辑存与研究》，朱琪著

西泠印社出版社2020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为朱琪先生所赠，大16开精装全彩印刷，勒口上有朱琪先生的玉照和简介，由此而知80后的朱先生乃是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博士，南京晓庄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同时还是西泠印社社员，有着一系列头衔及研究成果，这等年轻，就拥有这么多的研究成就，让我又联想到了近几天前浪和后浪的热闹话题。

本书前有曹锦炎所撰序言，从印章的起源讲起，之后谈到了文人印，而后讲述了明代印人在中国篆刻艺术史上的地位，同时也提到了明代印玺原物存世之少，但朱先生却以此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之一，而他的收录范围乃是1949年后出土和征集到的文人印章。

本书的体例是前有导言，中间分为上下两编，后面有附录。导言部分综论该范畴印章的艺术特征，谈到了1953年文物部门在江西南昌发现的严嵩私印。尽管严嵩在历史上有着不好的名声，但他有着不错的书法造诣也是事实，这方印章当然也体现了他的艺术情趣，而我曾经前往分宜县去探访他的遗迹，可惜无缘目睹这方印章的真容。

朱琪在综论中提到1979年无锡发现的一座明代墓葬，经确认是顾林之墓，墓中发掘出19方印章，其中有4方为何震篆刻。何震是文彭之后最重要的明代篆刻家，在篆刻史上与文彭并称为文何，故出土的印章定为了国家一级文物。

朱琪在研究编中重点谈到了李东阳在篆刻史上的重要作用。对于李东阳，我以往仅知他在诗学上有着很高造诣，是茶陵诗派的核心人物，同时也是一位台阁体书法家，但对他篆刻之事，此乃第一次听闻。朱琪首先讲到了李东阳的篆书很有成就，时人称为篆圣，李东阳本人也对自己的篆书信心满满，他在给杨邃庵的信中谦称，对自己的书法有着今是而昨非之感，接着又说：独篆书法颇觉顿悟，此业若成，则与前辈不敢多让。

书中又引用了李东阳自道之语：斯翁之后，直到小生，也就是他认为自己的篆书水准可以直接李斯。而在以往，我一直以为这句话是钱坫所言，当年钱坫在北京时，给翁方纲题写了一个匾额，上面用到了这方章。翁方纲看后认为钱坫太狂妄了，特意给钱大昕写了封信，请钱大昕要到这方印，将其毁掉。后世不少文章都以此来论证钱坫年轻时的狂妄，今日从朱琪的这本专著中方知，原来钱坫也是有所本。但李东阳会不会也是袭用前人呢？看来这事还是值得再往前追一追。

朱琪也谈到过关于李东阳的篆书史料有载，但是李东阳是明代中期的篆刻家却少有学者关注，比如《中国篆刻大辞典》上就没有收录李东阳。而朱琪在研讨李东阳的《怀麓堂集》时，发现了一组诗歌与印学有关，他将这些诗都录入文中，我在此仅转引这些诗中的三句：片石当年手自锼、寸铁空劳两字锼、钝质亲劳琢更锼，这些都说明了李东阳在亲自刻章。以李东阳的学问，他本能够在印学史上做出更大的贡献，可惜后来仕途平稳，一直做到了首辅，自然无暇再进行篆刻，因此他在诗中说：老来悔作儿童戏，质在长含瓦砾羞。

虽然如此，朱琪认为李东阳对文人印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在书中举出了李东阳篆刻的七十一峰深处印，认为这方印章与传为文彭所篆象牙印‘七十二峰深处’显示出明显的亲缘与承继关系，经过对比后，朱琪认为：文彭‘七十二峰深处’明显在章法、篆法上模仿了李东阳的‘七十一峰深处’，但在结字的比例关系与线条的匀整性上超越前作。文彭的那方牙章极具名气，同时又被视为文人印的鼻祖，朱琪的论述让我对印学史又有了多一些的了解，而他在这本专著中还有多篇论述，足见他对篆刻史研究之深。

《海内外中国戏剧史家自选集·黄仕忠卷》，黄仕忠著

大象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为黄仕忠先生所赠。与他多年未曾谋面，近来因疫情减少出门，只好在家整理书架，翻出了他前些年所赠之书，再次拜读，并写入了上月的师友赠书录中，由此而与黄先生再次取得了联系，他又赐下了几部大作，这让我多少感到上次所写之文像是钓鱼的诱饵。与黄先生在微信中聊天时，得知广州有名的学而优书店乃是他们家所办，疫情对于实体书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该书店还在坚守，这份执着令我大感敬佩，同时也惭愧于自己又让黄先生寄书。

在上次我已谈到黄先生对于古籍戏曲研究之深，如今拜读这本自选集，又让我了解到他在这方面的一些观念。比如，本书中史论部分的第一篇，探讨的是戏曲起源及其形成，文中讲到了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出的戏曲形成于宋元的观点，但是戏曲形成的时间，其实有着不同的说法，比如有春秋说，战国说，汉代说，北齐说等等。这些说法都比王国维说的要早许多，但黄仕忠认为，出现这些不同看法的始作俑者，即是本学科的奠基人王国维，因为王国维在《戏曲考原》中说：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这段话乃是戏曲最重要的定义之一，因为歌舞、代言、故事，乃是标志戏曲形成的不可或缺的要素，所以有些学者认为，这三者具备即意味着戏曲的形成。

王国维在论述戏曲的起源时，也认为其源于歌舞，而歌舞之兴则始于古之巫，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于戏曲形成于宋元的观点产生冲突。但是王国维又曾经提出真戏曲的概念，针对这种说法，黄先生认为，真戏曲就是狭义戏剧，与之相对，人们越推越远的戏曲起源，就可以称之为广义戏剧。

但是狭义戏剧又有南戏北剧之分，故黄先生又有一篇《南戏北剧之形成与发展》，该文首先说南戏与北剧实属两个剧种，而南曲戏文在南宋时就已存在，根据祝允明《猥谈》和徐渭《南词叙录》的记载，推断出南戏大约滥觞于宣和至南渡之际，同时称南戏最早出现在浙江温州。

为何南戏起自永嘉，我读完黄先生这篇文章方得知，他认为宋室南渡后，定都杭州，宗室勋戚文武百官纷纷南迁，而温州是南宋除了杭州外，最为繁华富庶的商业城市，宋高宗南渡之初，曾在温州停留过一段时间，所以黄先生认为，正是这个契机使得各种民间伎艺云集于此，于是就有了南戏产生的土壤。

也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戏剧起源于印度，比如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认为，戏文的体例与组织完全是由印度输入的，许地山也持这个观点。但黄先生认为，近年新疆地区考古材料的发现，证明唐代确实有来自异域的戏剧存在，但在没有证实它给予源于汉文化的戏曲以直接影响之前，也仍然不能说它即是中国戏曲的来源。

中国戏剧的晚熟，让以文明古国为傲的国人多少有些尴尬，这也正是许多学者不断往前推延中国戏剧起源的原因所在。而黄先生认为，把目光投向宗教祭祀或乡傩风俗，以此来探索戏剧与宗教的关系是可以的，但是过份强调傩戏对于戏剧的影响，甚至把傩戏当作戏剧之源，是不恰当的。

为此，黄先生探索了将戏剧不断往前推的方法论依据，他认为这种理论就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因为人们相信戏剧的形成就像物种起源一样，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既然南曲戏文和北曲杂剧都已经是成熟的戏剧，那么按照这个理论，这些戏剧成熟之前自然有个前身，于是就将巫舞、优孟衣冠、参军戏等作为了戏剧的前身，但黄先生强调，这样的论点大有疑问，因为现代进化论已经扬弃了达尔文物竞天择的观点，把生物的进化看作是渐变和突变共同作用的过程，基于这样的理论，黄先生构建出了他的戏剧框架。而从本书中，我也读到了黄先生的方法论。